关于此时的创作背景，有两种观点。

一种观点认为是讽刺唐玄宗对吐蕃的用兵（见单复《读杜甫诗愚得》卷一）。《杜臆》云：“旧注谓明皇用兵吐蕃，民苦行役而作，是也。此当作于天宝中年。”当时唐王朝对西南的少数民族不断用兵。《资治通鉴》卷二百一十六载：“天宝十载四月，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讨南诏蛮，大败于泸南。时仲通将兵八万，军大败，士卒死者六万人，仲通仅以身免。杨国忠掩其败状，仍叙其战功。制大募两京及河南北兵以击南诏。人闻云南多瘴疠，未战，士卒死者什八九，莫肯应募。杨国忠遣御史分道捕人，连枷送诣军所。于是行者愁怨，父母妻子送之，所在哭声振野。”

另一种观点认为是讽刺公元751年（唐玄宗天宝十载）对南诏的用兵，此时杨国忠专权，谎报军情，弄得民怨沸腾（见钱谦益《钱注杜诗》卷一）。上述两种说法均可通。